性别与欲望的后现代叙事
2013-09-04 10:20:59   来源:转贴   评论:0 点击:

本文阐述了扬—艾森卓的性别与欲望理论,揭示男女双性同生的人格新境界,勾画了实现更和谐的人与自己、人与他人关系的心理生活路线。论文主要从四方面论述:理论渊源,性别、双性共生和个性,潘多拉神话和心理对话空间。
 性别与欲望的后现代叙事
———波利·扬—艾森卓性别理论研究
引自《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3期 第10-17,169页
http://fl.wuse.edu.cn/fliterature/mian/contents/20040302.pdf

刘慧姝 
中山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后,主要从事文化比较、美学理论和性别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阐述了扬—艾森卓的性别与欲望理论,揭示男女双性同生的人格新境界,勾画了实现更和谐的人与自己、人与他人关系的心理生活路线。论文主要从四方面论述:理论渊源,性别、双性共生和个性,潘多拉神话和心理对话空间。

关键词:性别 欲望 双性共生 潘多拉 对话空间

  美国著名心理分析师波利"扬—艾森卓在《性别与欲望》一书中,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出发,论述了一个男女双性共生心理的人格新境界。她提出,性别问题要得到真正解答,有赖于人们真切体验自己心灵中的异性情结,对于男性,就要求他们重新认识和对待自己心灵深处的女性人格,从而使身处其中的两性关系发生根本改变。对于女性,则要求她们认可心灵中的男性人格,从而成为完整的人,即变成欲望的主体,而不仅仅是欲望的对象。沿着她勾画的心理生活路线,人们可以找到更和谐的人与自己、人与他人的关系。

一、理论渊源

  在性别与欲望关系的研究中,欲望的主体和客体究竟是谁? 艾森卓是精神分析师,她不但借鉴了荣格的双性别心理学,而且还有两种思想渊源。一种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诠释学和建构论。诠释学的基本立场是:无论人们如何努力想做到客观、科学或充满神圣的气息和直观的灵感,其行为、思想的基础都一定是人类的理解和解释。生而为人的局限性不但使人对真理的认识不完全,而且决定人类自以为真的东西永远处于变化之中。建构论的观点则认为,时空———因果的经验世界,即现象世界,是人类与变动不居的环境主动交往而建构起来的。人类能够分享一个共同的世界,是因为作为人类被赋予了一个特定形式的带有普遍性的身心机制(包括语言、思维、情感的机能) 。人们所认定的“外在现实”,其实是人类知觉在与不可直接认识的世界打交道时的产物。
借助诠释学和建构论,艾森卓勾画出一个关于性别与欲望的后现代分析心理学图景。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将实在最终分析为人类经验的实在:人被迫承担起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主动参与创造自己的实在。
 
    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诠释学和建构论推出了人类生活普遍性观念的理论,这些观念体现在人类的身体、情绪、思维和知觉过程中。这些因素是人类观察和认识世界的“限制条件”,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能共享一个可感知的世界。哲学家泰勒描述道:我们的世界是一个“由人身形体塑造的世界,即人对这个世界的体验方式(存在方式) ,本质上是由于经验的主体恰好具有这样一种特定的身体”(转引自扬—艾森卓17—18) 。个体与他人和环境的主动交往———经由活动、知觉、情绪、思维塑造着人们的现象世界。这种形体塑造并非生物学,亦不能简化为生物学方法或知识。形体塑造其实是一种原始印刻或原型,它使人成为人。没有人的参与,就不会有所感知的事物。因此“, 名实相符”永远是一种虚幻的想法。
 
       除了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之外,她所借助的第二个思想渊源是佛教。佛教提出了一个非本质主义的个性理论,即一种在终生不断增长的统合性框架中的个人主体性的原型理论。佛教同样指出,人类如果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和短暂性,可以获益甚多。此外,佛教强调世界缘起相依的普遍关联性,有助于避免“完全独立的自我”这类不切实际的概念。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不论研究任何问题,人类都无法超越意识对研究过程的影响及其各种不可逾越的缺陷。人类所能发现的真理必定是属于人的真理,是人对所考察问题的一种诠释。因此,人无法通过意识形态了解作为“物自体”的外在世界,惟一可知的世界是与人发生关系的经验世界。人的世界是人主动建构的经验世界,人类永不停息地依据自己的知觉、情感和思维来建构一个具有时间、空间和因果联系的世界。既然人类既非全知,又非全能,因此,所建构的经验世界总是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人的真实总是不完善的真实,这一切皆因人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诸种局限。而且人参与建构世界的方式具有某种普遍性特征。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个体之间对于可感知的经验世界具有某种共通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便形成人类经验可以彼此沟通的基础。作为有形体、情感和语言的生物,人类成员既依赖于一个多样性的环境,又依赖于彼此的交往来建构人所共感的世界。因此,没有任何人在心理上完全独立于他人,完全独立的个人意识仅仅是一种天真的幻象。

二、性别、双性共生与个性
 
       艾森卓认为,人一出生就生活在一个不断开展的关于两性差异的叙事中,这一叙事形成并规定着人的性别角色认同、个人行为、自我观念以及性欲满足的种种可能性和范围。通过这种叙事,人能生成具有强烈情绪色彩的性别意象,人们所创造的种种幻象、生活故事、矛盾对立等都以男性和女性情结为焦点。人们一方面认同于一种性别,同时又形成与之相对的无意识异性情结,即非我或他人。这个主体性非我标志着个体人格生长的疆界。非我经投射作用形成一种防御机制和信念,使人们与别人比较时能发现自己与众不同之处。非我的重要作用表现为每个人自我意识的形成。

     大多数精神分析理论家都是男性中心主义者,他们把男性作为心理健康和能力发展的标准尺度,因此其理论大都以缺失性概念描述女性:女性缺少阳刚、力量、客观性、智慧、道德勇气、文化竞争力。这类理论进一步假定,女性的诸多缺失就导致她们“自然而然地”地倾向于抑郁寡欢、自恋或自我虐待。因不满这类关于两性差异的片面理论,在接纳性别是叙事和构想的后现代观点的基础上,弗洛伊德学派精神分析家罗"沙弗尔对弗氏的失误作了强有力的纠正。他认为“, 弗洛伊德对女性的道德和客观性的论断,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实证上都是无稽之谈。

        从整体上看,这类错误的论断实际上助长了传统父权制的价值判断;直到今天这些评论还被看做是价值中立、不带文化偏见的科学观察结论,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转引自扬- 艾森卓41 —42) 。荣格也认为男女两性具有截然不同的社会学、生物学命运。即使对荣格理论有众多的批评和修正,仍然有相当多的理论家坚持把“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看作是实际事物和人本身的固有范畴,而不是一种理论构想框架。艾森卓强调,许多精神分析理论家混淆了性和性别这两个不同概念,错误地将“性别”简单还原为“性”,把两性生物差异预先假定为“自然的”性别行为基础,是用社会刻板模式来解释性差异。

        艾森卓认为,荣格心理学对刻板分类倾向的一个难能可贵的突破,就是他提出的双性别概念,即认为每个人都有一种无意识的(或较少意识的) 异性人格。而且荣格又提出了性别心理学一个核心问题:对立性人格成分是形成心理投射的主要因素。荣格的阿尼玛与阿尼姆斯学说揭示了一种真实:即在异性意象中反映出的是我们自己的真面目,尤其是当我们不切实际地把异性对象化或者尽力贬低其价值的时候,这一点更为清晰。在心理治疗实践和关于双性人格理论的探讨过程中,艾森卓对荣格的概念作了修正,提出在双性或异性之间做出硬性的、互补的划分,对每种人都派给一种固定模式的角色,把一切统统归结为明确已知的生物性差异,就等于取消探讨性别意义的任何空间。女权主义的性别分析提供了一种新框架,使性别研究得以开放,因此才能够提出“两性之间是否真有持久的差异”这样不带偏向的研究问题。从而使荣格的双性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欲望、投射、投射性自居作用,尤其是两性之间的两极对立问题。

        大多数心理学理论都由男性学者提出,是父权主义的、以男性为中心的。而艾森卓的后荣格心理观则贯穿着两性平等、权力分享的精神。同其他后荣格理论家一样,她认为“, 双性共生”及其与个体化过程和心理健康的联结,是男女两性共同的心理成长目标。近二十年来,在女权主义的积极影响下,性别研究的风气有了转变,健康的男人与女人的行为潜能是个很宽泛的过渡性区间,有许多可能性可供人们选择,人在确立其身体机能、性别、自我意识时有很大的灵活性,而且其性别自我意识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可能随时发生变化。伴随性别刻板模式的解体,性别研究者更多地倾向于人类潜能的完满实现的目标,而较少像过去那样致力于所谓“雌雄同体”的发展。因为雌雄同体的概念仍然是以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范畴分类为前提。

     原型的正式定义是“原始印刻”。荣格最初用原型指称一种原始意象,后来做了修正,用来指一个动机系统。荣格后期理论通过“心理情结”来实现集体和个体无意识的贯通。心理情结是情感智慧的结构;情结是人类从原始时代以来努力适应周围人际——情感世界的历史积淀。心理情结会左右人的心灵实在。每个人都具有多重人格,有几个相互竞争的主体,因而人的情感生活具有多重主体性特征。艾森卓指出,作为自我对立面的主体性非我——阿尼玛或阿尼姆斯,就是双性或对立性的亚人格,其实质是心理情结而不是原型。她认为占核心地位的原型是非我,非我原型不仅聚集了阿尼玛和阿尼姆斯,还聚集了其他的异己性情结,譬如阴影和否定性的父母情结。与性别问题相关联,自我对立面的非我原型对人格深层意义和自我意识的组织有强大的影响作用(49) 。
 
    艾森卓强调,如果人们迷信文化指派给两性的社会角色,保持一种僵化的性别自我意识,他们就会面临永久性地失去自己的若干亚人格成分,从而导致自我残缺不全的风险。假如你相信性别完全由生物属性所决定,你就会不由自主地认定一系列的生活机会或可能性与你无缘。你对这种片面生活会有一种强烈的缺失感,而且会无意识地将你的异性人格部分进行外在化投射。因为不能看到自己身上的异性层面,因而只能在投射、嫉妒和理想化等无意识情感作用时才会与之遭遇。虽然性别叙事无法逃避,但是可以经过努力而清醒意识到它们怎样在影响着我们。
 
      人们可以着手审视内心的人格分裂,审视自我意识所遭受的不必要束缚,审视各种关于异性成见的过度防御性质,从而省察自己心灵的盲点。不仅如此, 还需要修正自我反思的方式,从个人生命体验和理论认知的角度,转变自己的意识态度。每个人都要形成自我,自我与他人的联系和区分都经过无数的幻觉和想象。任何一个自我都具有性别。性别是一整套通过叙事、幻想、角色认同而形成的。自我是一套态度、信念、意象、行动的系统,这个系统使得个人形成一种主体意识和作为行动中心的独立操作意识。因此,关系、叙事和多元意义对自我发展至关重要。

     就个人经验而言,她发现荣格后期认为个性是一个无实体的中心的思想与佛教的无我理论相互贯通。佛陀教导人们,自我是一个并无相应实体的虚假和空幻的信念,产生与“我”相关的有害想法及各种烦恼。“我执”是世上万恶之源,只有破除“我执”,才能使人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使人觉悟到人类的相互关联性(缘) 这一最基本的存在事实。佛教提供的是一种实践的方法,使人们从自身的体验中达到超越或解脱。但佛教并不贬低自我的心理功能。她认为,在应用个性这个概念时必须与个人的生存体验区分清楚,这种混淆会导致把个性物化或实体化错误。

        个性应看作是导致统一性的一种先天倾向,是自我情结和个体化发展的一种潜能。这种自我意识或信念的发展取决于早期人际关系的质量,取决于个体把各种知觉、情绪、思想和行动整合为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形体存在的自我情结的能力。因此,要充分地发展心理的完整性或个体化,人们必须跨入一种崭新的整体性意识———对多元自我和多元动机的自知或责任感。
 
       人们必须承认并包容心理的冲突,努力追求心理完整统一性,以便能够继续成长,形成与他人的合作关系。在个性化过程中,个人则要获得一种能力来解读自己的历史,即解读自我人格的诸种情结,并能够接纳和包容一系列各种各样的情绪和意象,而不必付诸外显的行动。这种自我反思的能力就打开了心灵的门户,使人有可能获得大慈悲,即对整个人类苦难的深厚同情心,从而领悟世界的相互关联性,即通过多元性达到更高层次的统整性。
 
       艾森卓对分析心理学的个性理论的阐释是非本质论的,这种阐释不再假设一种永恒不变的个性,而是将自我设想为在内部和外部生活中使多样性和多元性得以整合统一的一种先天倾向。心理情结作为人格中多元的焦点,是多元主体性的表现形式;而个性原型则是个人以及人际心理生活中通过不断分化而导向不断整合的一种趋向性。虽然整合的潜能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会实现这种整合,但在高层次的整合阶段,个人会消解独立存在的自我意识而体悟到无我的境界,从而达到与他人和一切存在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精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就获得了更大的自由,既不受自我中心的欲望的统治,也不受自我情结以及其他情结的驱动,更不去追求偏执的独立性。

三、潘多拉神话

        从人类心灵划分为男女性别对立的事实中,艾森卓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一个人能够发展其自省和自知,使人格不断发展,就会找到从欲望到个体化的途径。但发展路上的一个最大陷阱就是:把自己的人格认同并固守于某个特别的自我情结,尤其是某种性别情结。这种僵化的自我认同有可能使人局限在一种非常狭隘的人格面具内,不能从自我防御的虚假状态中解放出来,乃至失去做人的丰富含义,永远不能反省和洞察生活的意义。潘多拉神话就存在着对男女两性都很危险的误区——盲目信仰女人外表的魅力。

        今天世人知道的潘多拉,就是那个打开了包藏一切祸害的“盒子”的女人。“潘多拉的盒子”象征着人们总想逃避的邪恶和灾难。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故事不但蕴含着当代女性的苦难,也再现着女性的外表美成为商品这一神话信仰的奥秘。女性之美似乎被看作是女人惟一的合法资源,是女孩进入成年期时社会公开赋予她的惟一的权力来源。关于女性性别认同的研究表明,青春期女孩着重在人群中的声望和外表吸引力,胜过个人的学业成就、体育技能以及其他形式的主体性发展。其实,潘多拉不是一个女性的形象,而是一个阿尼玛形象———她象征着男人的梦中情人。她用美艳使男人自惭形秽,用编造的谎言使男人就范称臣。假如一个男人对潘多拉动情,他必须时时防备受到她魔力的操纵;假如一个男人对她无动于衷,他在男性权力等级秩序中可能会失去合法的地位。当初宙斯把潘多拉送到人间的时候,是让这位“激活欲望的处女”来调整人间权力的不平衡状态。潘多拉是男性权力游戏中的一个卒子,她的故事讲述的不是女人自己的事,而是男人与男人的竞争。从希腊神话观点来看,强健的男人们为争夺漂亮女人而相互竞争,正是宙斯对人类诅咒的结果。大多数人的行为似乎都表明我们具有“女性美即力量”的信念。人们都有意无意、不由自主地注意女人的形体,评判她身体各处的苗条程度。在这种近乎宗教仪式化的体形分析过程中,女人是一个客体;在他人的眼中和她自己眼中都是一个被动的评价对象,而不是一个主体。

     潘多拉的故事使我们明白宙斯的诅咒对两性是一种双向羁绊:如果一位男子相信女性美的魅力,他就得费尽心力去追逐这种目标,而且一旦战利品到手,他更需要时时提防这些善于欺骗和操纵别人的、内心空虚而不可信任的异类。他随时随地都可能因为女人的缘故而蒙受耻辱。另一方面,如果这位男子对女人的外貌无动于衷,不相信关于女性外表美丽、内心空虚的描述,或者是因为他行为笨拙而不会接近异性,那么他就要冒被男性等级社会开除资格的风险。对于一位女性来说,这种双向羁绊造成的难题更为严峻。如果她以潘多拉的形象自居,她就必须认同“外表漂亮而内心空虚”的标签。假如她觉得这个标签对她不合适,而他人却这样期待,她就会与世俗的评价发生冲突,产生与人沟通的困难。
潘多拉式的女人在年轻貌美、招异性喜欢时可能会觉得自己很有力量,但是随着年龄渐老,她就会感到惶恐无助。假如她到了中年仍然坚信自己是个美女,她可能白白浪费了创造力的发挥和内在力量的成长。一旦自己青春偶像式的人格面具分崩离析,她就得面对令人恐惧的虚空。假如一位青年女子只是本能地抵抗潘多拉的控制,而不能真正理解并从这一神话的羁绊中解放自己,她将会遭遇另外一种困境。她不愿或不能扮演激发欲望的处女角色,等于是以局外人的身份自居,因而就会被整个女性(以及男性) 社会所不容。她是“自外于群众”。除非她有特殊的才能或者运气特别好,她的抵抗姿态很可能导致缺少自尊以及害怕失败,特别是害怕找不到婚恋伴侣。无论她的性取向如何,她都会对自己是否有吸引力信心不足,担心被人遗忘或遗弃。不管男人还是女人,认同潘多拉的神话会吃苦头;而表示抵抗却身在其中不能超脱,也会大吃苦头。所谓双向羁绊,本来如此。
 
    潘多拉神话对男女两性都是一种惩罚。它把人们锁定在一种进退维谷的处境中:人们的性别叙事编织着男人和女人相互敌对并最终同归于尽的故事。这种双向羁绊是无意识设置的陷阱,使人无可逃脱地自我伤害并互相伤害。因此,只有打破这种双向羁绊,才能获得自由。要确认潘多拉神话的现实力量,必须认识它是怎样运作并使人就范的,才能走出陷阱并有效抵制这种欲望叙事。潘多拉神话讲的是关于美貌与权力的故事,艾森卓运用后现代主义的荣格心理观,尤其是关于性别和对立人格的理论,来考察美与权力这两个要素。什么是美? 从建构论的观点来看,美主要存在于观看美的眼睛。个人的喜好和欲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产生于人的情感和幻想,欲望并不是纯粹由外在刺激引起的,我们自己才是欲望的主体。女性欲望通常被外化为“我应该是什么模样”,而不是“我想要什么情感体验”,所以造成困扰的核心问题是混淆了欲望的主体和客体。整个社会完全被潘多拉神话征服,人们倾向于用女性形体对象化的仪式来教化青年男女,并使之认同于这种神话。女性如果对自己的性的存在感到缺乏内在充实和自信,她就会体验到自我的混乱,倾向于认同别人投射到她身上的看法。如果夫妻之间很不融洽,而且各自私下暗自揣测为何女方缺乏性欲,他们最终一定会落入潘多拉神话的陷阱中。女方会显得缺乏情感,善于说谎,贪图利益,工于心计;她的外表美变成了用来交换金钱或权势的筹码。在这种阴暗而相互敌视的信息交换中,投射式的自我认同难以控制,女人心灵中对立性别的无意识人格层面(以正面或负面的男性权威形象出现) 与男性的对立性别的无意识人格层面(以令男人既爱又怕的潘多拉式美女的形象出现) 会狭路相逢。通过多种方式的冲突,双方都无意识地投射和内化潘多拉的神话意蕴,直到双方都怒火中烧,双双遭受重创。
 
    艾森卓的观点着重通过一种女性的叙事来证明渗透在我们的文化现实之中的潘多拉神话在发挥着规范性的作用。在这一神话中,男人与女人都在不知不觉地传播着女性美的神话;女孩和女人们也在不自觉地扮演他人欲望对象的角色。父权主义意识对外貌的重视导致了成千上万的女性为了外表的吸引力而牺牲身体的健康和自我的真实。饮食变态(神经性厌食症、饥饿症、瘦弱症、暴食症) 就是典型的当代潘多拉神话的恶劣后果。父权主义对人类的诅咒导致了多种多样的灾难,强奸以及其他形式的对女性的暴力攻击就是明显的例证。男性身上的这种反女性倾向也会导致自戕的冲动,造成对他们自己的灵魂和内在异性心理成分的自毁行为。人们必须清醒地面对仍然活在文化血液中的潘多拉神话的影响,把它对人类的诅咒转变成解放的力量。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要求男女两性之间彼此尊重、平等相待。潘多拉必须找到自己失去的心和灵魂。她必须关爱自己内在的“他性”,即异于自己性别身份的“陌生的性别”。每个女人都需要实现自己的潜能。男女两性都需要超越父权神话强加的局限。要让潘多拉得到文化上的平反和解放,女权主义的惟一目的是:让每一个女性的人性体验成为她自身。男性必须懂得:解放潘多拉不仅是为了解放女性,也是为了解放男性自己。
 
    随着当代女权主义思潮的激荡,潘多拉神话已成为人类精神的桎梏。艾森卓揭示出人们赖以生存的神话的真相,以帮助形成清晰的意识,明白神话只不过是一种人们信以为真的叙事,是心理有效治疗的核心。她提出“, 只要我们将神话转化为隐喻,它就不能再统治我们的无意识心理生活,就可以自觉、主动地运用这个隐喻。可以把它看做反映自我的心理意象,进行自我精神观照,来反思自己走过的弯路和教训,从而得到更自由、更广阔的人格成长”(119 —120) 。因此,我们必须停止身在其中的束缚感,停止把它看做是真正的实在,从而全面改换观察视角,挣脱这副锁链,并以超越的心态将这个神话当作女性美双向羁绊的隐喻。当人们利用潘多拉的故事来理解人类两性间的情欲需求时,就能清楚看到了自己无意识地强加于异性体验之上的种种潜在的假设和心态;能够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关于性与欲的问题。

四、心理对话空间

     荣格探讨了人类生活普遍存在的种种局限和冲突。全世界的绝大多数的人都不自觉地按照心灵深处的叙事来生活,终生编织着他们自以为真实的意义之网。所有家族的和文化的神话总是使人或逃避、或沉溺于某些欲望。一些常见的神话式的强迫症状起源于集体的叙事,如潘多拉神话。无论其逻辑怎样荒唐离奇,对于女性美的不可抑制的强迫冲动总是被当事人看做是理所当然的。原因在于我们相信女性美就是力量的神话。我们必须切身感受它的双向羁绊,看清它不是现实,而只是一个虚假的解释现实的理论,这样才能将神话转化为隐喻,从而脱身出来。
 
    艾森卓的根本任务,是开启一种超越的心理功能或心理活动,从而使某种心理冲动经验在流行的神话中以象征化的方式得以呈现。一旦这种对话空间或心理功能得到开启,当事人就会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他的心理冲突经验。情结和神话化的现实总是力图避开我们的意识机能对它们的探察。而在旧有的神话开始瓦解之后,心理发展的课题就是要开启一个自我意识空间,揭示心理经验与其象征化之间的联系。要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无意识倾向,人们首先必须相信:人们觉得习以为常的自我形象、自我价值和自我防御方式,恰恰是导致以前人际关系失败的真正原因。
 
    通过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可以清楚看到,人要改变心灵和现实,必须懂得过一种主体性生活。情感智慧的改变要通过自我的改变,自我的改变(即重塑原始性的态度与信念) 则要通过关系的改变。人们必须学会相互合作,当学会接受局限性的时候,统治性的神话很快就会成为过时的东西。当人类以集体或个人的方式在一个过时的神话中沿着惯性生活的时候,心理变态或病态就会出现,其表现是各种痛苦的症状。潘多拉就是一个产生痛苦的统治性神话。它制造了关于女性美的双向羁绊,产生出有关男女两性之间统治与服从的适应不良的幻想。成功的心理分析或心理治疗的核心过程,就是从生活在有害的神话之中转变到能够认识这个隐喻的象征意义。当我们明白了潘多拉症状,认识到它们产生和维持的原因,就已经开始将神话看做隐喻,这时潘多拉就不再是关于女性美的神话,而是一个关于女性美双向羁绊的象征。

     在荣格看来,心理疾病的根源是由于主观心灵与客观心灵失去接触,意识人格与无意识人格失去接触,自我与个性失去接触。心理治疗的途径是将对立的双方汇聚成一个整体——换言之,即激发他称之为超越的心理功能。用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看,如果人们认识到自己的主体生活与知觉为客体的事物之间的联系,那么在心理上就是健康的——即具有了超越自己的心境、幻想(主观的“此”) 与对象世界(客观的“彼”) 之间的对立而达到整合统一的功能。从终极意义上来说,主观之“此”与客观之“彼”并无明确固定的分界;原因在于人的全部经验都是以自己的知觉、诠释、知识作为立足的基础,人们的各种主观印象把自身与知觉对象连接起来。在心理治疗中,一旦症状得以化解,当事人会得到一种自我省察意识,一种内在“空间”;它使人能够反观自我,体认自己的主体身份。这个主体性空间提供了一个视野,使人能够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考察自己的信念,从而变得更加有批判精神和探究意识,较少固执己见和自以为是。

     一旦获得了这样的洞见,事物就再也不是“本来如此”。就女性外表而言,双向羁绊就销声匿迹了,剩下的是选择的机会:你或者置身于一种参照框架之内,或者走出这种框架,超然局外。如果你是一位女性,你可能发现外表美丽“感觉”很好,自信而有力量,但是你不迷信女性美的神秘力量。如果你是一位男士,与一位光彩照人的女士为伍可能会使你“感觉”更有男子汉气派,但你并不迷信这种感觉;即使没有这种感觉,你的男子汉气度并不因此而受到重创。你可以自主选择,不必非要玩潘多拉的游戏不可,你能意识到采取选择的各种后果并且能从容应对。
 
    艾森卓认为,每个人最珍贵的欲求、最宝贵的信念都显得那样真实不虚,其真实性是以我们信以为真的假设为基础的。这样人们会认清自己的欲望是主观生成的。当用心灵反观的自明之镜照见了欲望的主体,明白了给自己造成了诸多烦恼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困扰我们的难题原来是自作自受的心理剧。认识到这一点可能会令人震惊,也会使人如释重负,情志舒畅。这种自我察知的意识不同于一般的自我意识和过度的自我分析,而是深刻洞察自己作为经验世界主体的自知力和自控力。这种自我省察,荣格称为“超越功能”,托马斯"奥格登称为“对话空间”。在自我省察的世界里,人们学会尊重不确定性,学会欣赏开放的心态。人对自己的欲望有了自我省察的能力,欲望的强迫性和冲动性便减弱了,经验的自主性增强了,人的内心也就更能开阔豁达,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矛盾冲突,既不责备自己,也不埋怨别人,就会拥有更多的机会致力于人格发展、善待自己和他人,学会情通理顺、物我一体地生活。后现代主义的分析心理学,从理论到实践,正是孕育着这样一种
生活态度。

     为了能真切体验到人们是自己欲望的主体,艾森卓提出,需要一个深入研究神话疆域的参照系统。荣格的情结心理学就特别有利于揭示欲望对于人们行为的驱动方式和欲望的意义。诠释学和建构论也很有帮助,它们提醒我们必须注意隐喻与象征之间的对话空间,使我们清醒看到与我们文化中的神话形影相伴的权力与特权的渗透作用。如果我们能拆穿过时有害的神话并能将其意象当作自己人格的多重层面的隐喻来反省和分析,我们就可以在人类为自己负责的框架中考察自己的生存状况,探索怎样生活才算是一个负起责任、勇于担当的人。

       人类精神生活领域的变革潜能是无比巨大的,因为人有能力直截了当地揭示怎样才能成为欲望的主体。这是所有形式的心理分析的一条根本原理,通过自我省察和自我认识,人类就可以发现如何化解痛苦及创造自己,这种能力使人们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经由对神话的后现代分析,人们能够不断揭示生活中可改变的事物之间的边界,揭示自由与局限之间的边界。持之以恒地学习用不断更新的叙事重新讲述人类王国里各种存在的故事,这就是艾森卓致力于分析心理学的治疗实践的核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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