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心理专家做治疗,谁在埋单
2013-09-27 08:34:32   来源:南风窗   评论:0 点击:

“把心理治疗重新划入医疗领域,这相当于把一大批已经渐渐‘去患者化’的人群重新贴上病理标签,对社会心理健康的发展非常有害!”

  “从认识的那天开始,你就一直处心积虑要抛弃我!”—今年5月,曹昱的工作手机上突然收到这样一条短信,消息发送者是她的一位咨客,接下来,短信声接二连三响起,指责不断升级;随后电话铃响,对面传来气急败坏的谩骂……

  这戏剧性的一幕只是开始。没过多久,这个“不幸”的手机就被迫长期处于关机状态,因为只要开着,它就响个不停。好几个咨客轮番“轰炸”,“都是骂我的”,有人一天打了50多个电话,发了200多条短信,“铃声常常在半夜响起”。

  曹昱未曾想过自己会有被如此“围攻”的一天。她是有着多年临床治疗经验的心理咨询师、督导师,也是北京林业大学心理系教授、著名心理专家朱建军的太太。

  引发这一幕的,是2013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一部法律:新《精神卫生法》。第23条规定,“心理咨询人员不得从事心理治疗或者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第51条则规定“心理治疗活动应当在医疗机构内开展”。

  这意味着,“如果我继续像原来那样做心理治疗,就违法了。”曹昱说。然而,对神经症和人格障碍的心理治疗,往往是一个长时间持续的过程,哪怕不接新的咨客,原来那些怎么办呢?按照新法规定,只能中止治疗,往医院转介。

  4个月过去了,意料不到的一些后果,一一显现。

  

  一夕退10年

  很多受访咨询师都记得2011年6月10日,当天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官网公布了《精神卫生法(草案)》(下称《草案》)全文,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

  “一开始没有太关注,想着精神卫生法嘛,管的是精神障碍的问题,跟心理咨询关系并不是那么密切。”咨询师王璐说,“但当晚即接到朋友电话,曰,‘我们以后不能做神经症的治疗了’。”王璐大为震惊,反问,“我们不做,谁做?”她上网找到《草案》,一看,就如被兜头淋了一盆冷水。

  《草案》将心理治疗与医疗机构直接捆绑,让王璐感觉回到了上世纪—彼时人们尚不知社会心理咨询机构为何物,1982年陈佩璋在西安医学院附属一院开出第一个综合医院对外挂号的心理咨询门诊,被视为中国心理治疗发展的开端,其后各地医院也陆续开出了很多心理门诊。

  那么医院心理门诊提供的是什么服务呢?2013年9月2日,广州市中山三院心理科诊室外侯满了人,很多人天没亮就守在冷冷清清的挂号处外准备“抢号”,然后一直等到中午;也有人远道而来,轮不到号,不甘心离开,不断徘徊。15到20分钟左右,前面的人从诊室里出来,而后面的人早已等得心浮气躁。

  “进去之后,基本上就是医生跟你谈一会儿话,了解症状,然后开药、走人吧。”小鱼如今是一位心理学爱好者,2003年,她曾因为心情低落和严重失眠到医院看心理门诊。谈话不到20分钟,诊断是“轻度抑郁”,医生给她开了一盒安眠药—在心理学界看来,这种“解释性语言+精神类药物”类似的模式,只能说是传统精神科的变形,离真正的西方心理疗法还很远。

  

  “灭火”还是“去根”

 

  吴小进2002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进修于耶瑞休精神病医院,师从院长霍夫曼及儿童精神分析师黑布什。回国之初,对精神分析兴趣浓厚的他曾打算在医院大展拳脚。

  然而,先后在西安和武汉担任过一年精神科医生后,他即萌生退意。“医院的心理门诊工作基本上由精神科医生兼任。”据统计,中国目前有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者,上亿人有心理障碍,精神科医生却只有2万人左右。姑勿论很多精神科医生根本没有学过心理治疗,按照心理治疗设置,治疗师每次至少要跟每个患者面谈50分钟,算下来一天最多只能接待6人,“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每个医生每天要挂20个号左右,还要应付患者加号的要求。

  因此,虽然心理门诊林立,在医院里却无法实现真正的心理治疗。9月3日,任职于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主任医师、精神医学博士丛中发表微博称:“药物治疗焦虑和抑郁,比心理治疗见效更快,医院里的医生宁愿开药,也不太愿意费心巴力地做心理治疗。焦虑如同内心着了火,药物相当于消防队,能灭火,但是不去根儿。”

  这也是当年吴小进内心的感受。“在医院里,看到很多可以通过心理干预解决问题的患者一直受症状之苦;也看到很多普通的心理问题一步步变得严重,渐渐强化至精神障碍。”这对他的内心是极大的折磨。一年后,他毅然离开医疗系统,转行从事他认为真正能“去根儿”的临床心理工作。

  现在,吴小进是西安心路心理咨询中心首席专家,每周接待20名左右的咨客,是身为精神科医生时一天的接访量,然而工作方向已是截然不同。

  

  “病”还是“没病”

  2007年,靠安眠药度日的小鱼参加了一个精神动力取向的心理成长小组,获益良多,“人际交往中的各种困扰我的模式都在这里清晰呈现了出来”。不久,她又找了一位心理咨询师做一对一的“个人成长”体验,“终于看到了多年以来情绪症状的心理根源”。小鱼眼盈泪光,短短3个月,每周一次的谈话,六七年的失眠不药而愈。“整个过程里,没有病人,没有抑郁症,只有幽深的自我探索之路,以及老师耐心与包容的陪伴。”如今她神采飞扬得耀眼。

  “自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理论以来,全世界的心理治疗就渐渐从医疗行为中分离出来,变成一种人际互助行为,与医学治疗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二者之间甚至存在一些根本性分歧。”朱建军告诉《南风窗》记者,医学模式把心理障碍人群定义为“患者”,而心理治疗却主张“去患者化”。除重性精神疾病以外,心理专家一般不主张把包括神经症在内的各种心理问题看作“疾病”,其关注的是人的发展、人格的健康与完善,认为人一旦走上创伤修复和自我成长之路,各种心理症状也会自然消失。

  这两年,吴小进的咨客里有一半以上曾被医院诊断为“神经症”。“社会上的普通人真要去诊断,多少都会有一些。工作非常忙的阶段,人会接近焦虑症状态,抑郁症也很普遍,在心结没打开前,甚至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从讳疾忌医,或从精神科走向心理咨询机构,是个微妙的过程。吴小进感觉,近10年里,医院心理门诊几乎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但心理治疗在国内却有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这主要得益于2002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启动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项目—这是非医学背景从业人员进入心理咨询领域的开端。



  经过几年的人才培育,2007年前后,社会心理咨询机构开始蓬勃发展,各个心理流派的咨询技术培训在全国遍地开花。在很多大城市,人们已不再对心理问题谈虎色变,参加心理小组和心理学课程甚至成为时尚。

  这本是心理治疗领域发展风起云涌的10年。然而新《精神卫生法》的出台冷不妨打破了这一格局。“把心理治疗重新划入医疗领域,这相当于把一大批已经渐渐‘去患者化’的人群重新贴上病理标签,对社会心理健康的发展非常有害!”王璐激动地说。

  

  名分之争

  “弗洛伊德那一套?谈话治疗?这些问题(神经症)你们根本解决不了!”一位精神病学专家冷笑,劈头盖脸对韦志中说。这是年前一次精神卫生领域学术研讨会上的一幕,后者是从事临床心理治疗超过12年的咨询师。

  朱建军透露,据他了解,新《精神卫生法》的起草小组里,一个真正代表心理学界观点的学者都没有,只有少数同时具有精神病学专家和心理专家身份的“跨界专家”,但他们基本上都是代表精神病学立场。

  对于这样的局面,韦志中丝毫不感到意外。这几年他常常参加全国的学术研讨会,早就感觉到精神病学和临床心理学之间微妙的关系。

  理想状态里,精神病学和心理学都应该像西方国家那样,以两个平行系统的形式,各自以自己的方式为社会提供服务,甚至形成互补。

  罗兴伟是湘雅医院精神科的主治医生,虽然他持有传统观念,认为“医学取向的治疗才能真正保障患者利益,心理治疗只是辅助手段”,然而在医疗门诊无法提供心理治疗服务的现实下,他偶尔也会建议患者到有资质的心理机构去接受辅助性的心理治疗。同样地,对于抑郁程度较重的咨客,吴小进也会建议他们到精神科开一些抗抑郁药缓解症状。

  然而,这是一个争夺话语权的时代。怎么做是一回事,怎么说又是另一回事。

  “如果二者服务的人群完全没有交集,相安无事。精神科治精神障碍,心理咨询解决健康人群的心理冲突。问题就出在交叉地带上,神经症大家都可以治,治好了算谁的?”韦志中说,彼此都不会放弃话语权。

  只是,咨询心理学乃至整个心理学科在中国的起步都比较晚,学术势力远比不上早已根深叶茂的精神病学。长时间以来,主流话语权掌握在精神病学界手上。

  

  谁是受害者

  今年5月以来,心理学界召开了几次网络和地面的论坛,除了集体吐槽外,主要内容还是讨论以后到底还做不做神经症的治疗。

  “继续做啊。”吴小进笑着说,“不接的话,一半以上的咨客都得推掉了。”其实在实际操作中,咨询师们很快就发现了法律中的矛盾之处。既然心理咨询师没有神经症的诊断权,理论上他“不可能”判断出自己的咨客是否有神经症。哪怕咨客透露了自己的“病史”,吴小进同样有应对之法,“我们只以解决人际交往问题、情感问题为咨询目标,咨询过程中咨客的神经症只是‘不慎’好了”。

  韦志中说,他正要求工作人员9月份修改咨询机构网站内容,上书“专治六神无主、心慌意乱”。他比吴小进小心,“开门就说自己抑郁的一律不接,以防有关部门‘钓鱼’”。


  当然,也有像曹昱这样刚烈的咨询师,坚决不愿意戴着“镣铐”起舞,认为“那样的治疗师是被‘阉割’的,治疗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乱象丛生当中,利益直接受损的反而是患有心理障碍的求助者们。8月,已经服用抗抑郁药数月的大学生小政找到朋友极力推介的心理咨询师扬子,扬子一听他手上有医生的诊断报告,马上祭出了《精神卫生法》,小政只好再三保证,自己“一定不会说出去”。面对咨询师们不同的底线,求助者们很难抉择对既往病史该说还是不说。

  既然《精神卫生法》根本起不到真正限制心理治疗的效果,那么它令心理学界鸡飞狗跳的真正影响是什么?朱建军认为,“是剥夺心理学界的话语权,乃至名分,阻碍整个学科的发展”。

  “新法实施后,将来心理治疗师的认证肯定会由医疗体系把持。也就是说,将来如果我要考心理治疗师,必须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迎合精神病学界的观点。如果我不愿意这么做,那么以后哪怕在神经症治疗上做得再好,都不会再有名分,没有办法总结经验,没有办法发表论文,否则就‘违法’了。”朱建军除了是林业大学教授外,还是中国“意象对话”和“回归疗法”心理治疗技术创始人。对他这样的学者而言,这无疑是学术上的“封杀”。

  “这就像是所有心理学家都被迫当了‘二奶’!”他说。

  而8月3日,曹昱在一个心理工作坊上更直接吐槽,此前她和朱建军打算合著一本关于神经症治疗经验的书,大纲都已经写好了,如今只能搁置。现场一片震惊与愤慨。“或许以后中国的心理学家都要去香港和台湾出书了。”有人感慨。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为化名)

  本文来自《南风窗》2013年第19期(2013.09.11出版),作者:本刊记者甄静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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