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自传》 第一章
2012-05-29 23:52:12   来源:   评论:0 点击:

  这套《自传》丛书中有几位作者,他们在自己传记的篇首就担心接受这项任务会遇到极大的困难。我觉得和他们相比,我面临的困难更为艰巨;因为,这类文章我发表过不止一篇,从那些文章题目的性质来看,我个人经...
 


  这套《自传》丛书中有几位作者,他们在自己传记的篇首就担心接受这项任务会遇到极大的困难。我觉得和他们相比,我面临的困难更为艰巨;因为,这类文章我发表过不止一篇,从那些文章题目的性质来看,我个人经历的记述已经超过了通常所需要的,或者在有些情况下必需占有的篇幅。

  我第一次介绍精神分析学的进展和内容,是一九〇九年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当时,我应邀参加了该校二十周年的校庆活动,并在那里作了五次讲演。就在前不久、美国准备要出一本介绍二十世纪初有关情况的集子,鉴于该书编者认识到精神分析学的重要性,打算专辟一章予以介绍,我又欣然为他们写了一篇内容相仿的文章。在这两次中间,我还发表过一篇名为《精神分析运动史》的论文,我在这里要讲的基本内容,其实在那篇文章中皆已有所论及。因此,为了避免前后不一,避免完全重复,我必须将主观态度和客观评价、个人生平和历史材料重新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叙述

  一八五六年五月六日,我出生在摩拉维亚一个名叫弗赖堡的小城镇里,那地方现在属于捷克斯洛伐克。我父母都是犹太人,我也保持着这一血统。我有理由相信,我的祖辈很早就在莱因河畔(科隆)定居生活;由于十四、十五世纪那里对犹太人大肆迫害,他们才背井离乡,向东逃难;到了十九世纪,他们又离开了立陶宛,穿过加西里亚,迁返德奥故地。我四岁时来到了维也纳,在那里完成了全部学业。在中学里,我在班上连续七年名列前茅,并曾经享受到一些特别优待,几乎所有的课程都免试通过。那时候,家里生活非常拮据,但父亲对我选择职业一事,则始终主张由我自己去决定。无论是那时还是在晚年,我对医生这一职业并无特别的偏好。倒是一种对人而不是对物的好奇心,使我改变了想法;可是,我那时还不懂,观察乃是满足这种好奇心的最好方式之一。我差不多从识字的时候起,便迷上了圣经故事,正象我很晚才发现的那样,这对我的兴趣爱好具有长久的影响。我在学校里有位高年级的好友,后来成了一位颇有名气的政治家,在他强有力的影响下,我曾经萌生过象他那样去学习法律,从事社会活动的想法。那些年头,达尔文的学说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这些理论使人们觉得,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可望产生一个重大的飞跃,所以它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然而就在毕业离校前夕,在卡尔·布吕尔教授(Carl Brüh1)给我们上的—堂大课上,我听了他朗诵的歌德描写大自然的优美动人的散文,于是决定攻读医学专业。

  一八七三年我刚进大学不久,就觉得有些失望。我先是发现,周围人满以为我会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自卑和疏远。我绝对不会这么认为。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出身或者如人们所说的“种族”感到羞耻。于是,我就在这样不受欢迎的情况下置身子大学这个社圈,并没有感到太多的遗憾;我认为,对于一个积极的进取者来说,再怎么排挤,他还是能在社会的某个角落,寻得一块立身之地。但话又要说回来,在大学里的这些最初感受对我的影响,后来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年纪轻轻便已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尝到了被“紧密团结的大多数”压制的命运。这为我以后的独立判断力的形成,多少打下了一些基础。

  除此之外,在大学的头几年里,我还发现,自己以前求知心切,曾同时涉足多门学科,但由于天赋中的某些特性和局限,使我难以在其中大部分领域有所作为。这时,我才深深领悟到靡菲斯特告诫的真谛:

你不用为学问东奔酉忙, 
每个人只能学习他所能学到的东西。

  我终于在思斯特·布吕克的生理实验室里找到了归宿、得到了满足,结识了我所敬慕并引为楷模的师友:伟大的布吕克本人,他的助手西格蒙德·埃克斯纳11和思斯特·弗莱施尔·冯,马克索夫,12能与后面这位很有天赋的弗莱施尔·冯·马克索夫结为好友,我感到不胜荣幸。13布吕克把一个神经系统组织学方面的问题交我研究;我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并且独立地将这项工作推进了一步。从一八七六年到一八八二年间,除了几次短暂的停歇,我始终在生理实验室工作,那时一般都认为,我已被确定替补将空缺的助教位置。14我对医学的各个领域,除了精神病学以外,一概不感兴趣。由于自己放松了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所以直到一八八一年,我才得到了多少有点来迟的医学博土学位。

  一八八二年对我来说是个转折点,那—年尊师布吕克见我经济上有困难,认为我父亲不该在我身上破费大量钱财,他极力劝我放弃理论性工作。我听从了他的劝告,离开了生理实验室,来到维也纳总医院15当了一名“临床实习医师”。不久,我又升任住院医师,在各个科室工作,并有半年多时间跟从梅涅特16。对于梅涅特的工作及其人格,我早在大学时代就已有了颇深的印象。

  虽然工作变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依然守着自己最初开创的路子。以前布吕克交给我的课题,是研究一种属于最低级鱼类(幼态八目鳗Ammocoetes PetromyZon)的脊髓17;后来我的工作转到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方面。就在那时,弗赖西希(Flechsig)发现了神经纤维髓鞘形成的非共生性,这一发现清楚地揭示了髓鞘束产生的复杂过程。我一开始就选择延髓(medulla obIongata)作为一个并且是唯一的研究课题,这正是我工作延续发展的又一标志。在大学的前几年,我搞研究的特点是题大面广,层层铺开,这时已经大为不同了,我开始集中力量专攻一个课题或难点。以后我始终坚持这种方式,为此常常招来以偏概全的指责。

  进大脑研究所以后,我又象早先在生理实验室那样积极从事研究。在医院几年,我写了若干篇短文,讨论髓鞘束的过程以及延髓中的中心起端问题18,这些成果皆由埃丁格尔19正式记录了下来。有一次,以前我还未在他手下时就破例让我出入他的实验室的梅涅特,谈到自己年事己高,对新事物已力不从心,因此建议我专搞大脑解剖,并答应把他的课程交给我上。但我对委以如此重任深感惶恐不安,婉言谢绝了他的建议;另外,也许那时我就已经在猜想,这位权威人物是不会对我友善相待的。 

  从本质上来说,大脑解剖实际上就是生理学,我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开始转而研究神经方面的疾病。那时的维也纳,这方面的专家寥寥无几,用于研究的材料也都分散在医院的各个部门,科研条件极差,因此只有靠自己来摸索。就连因著述大脑定位而刚获得提升的诺特纳格尔20,也未能将神经病理学和医学的其他分支区分开来。这时,远方响起了沙可21的大名;于是,我定了一个计划,打算先在维也纳获得神经病学讲师的职称,然后前往巴黎继续深造。

  以后的几年里,我在继续住院医生工作的同时,发表了多篇神经系统器质性疾病的临床观察报告。我对这一领域的情况逐渐熟悉起来。我对延髓损伤的位置定域之准确,以致几乎成为定论。在维也纳,是我第一个将诊断为急性多神经炎的病例,送去作尸体剖检。

  我的这些诊断以及事后的确认,使我渐渐有了名气,并引来了一批美国医生上门求教,于是,我用半生不熟的英语,给他们讲解科里的病例:我对神经症一窍不道,有一次讲课时,我把持续性头痛的神经症患者介绍成患了慢性局部脑膜炎;听者顿时愤然起身,离座而去,我这个教学上的新手只得收场作罢。不过,我还要为自己说几句话,在这种事发生的年代,即使是维也纳的一些大名鼎鼎的权威,也常常要把神经衰弱诊断为脑溜。

  一八八五年春, 由于发表了组织和临床方面伪论著,我升任为神经病理学讲师。过后不久,承蒙布吕克热心推荐,我被授予一笔数目可观的出国奖学金22。是年秋天,我就动身销往巴黎。

  我在萨尔帕屈里哀医院23就学,不过,作为外国来访者中的一员,我开始时并不引人注意。有一天,我听沙可叹道,自从战争爆发后,他和他的讲稿的德译者之间断了联系;他很希望有人能把他手头一部新的讲稿译成德文。我给他写了封信,表示愿意一试。如今,我仍然记得信中有一句话的大意是:我只是苦于“I'aPhasie motrice”,而不是“I'aphasie sensorielle du francais"24沙可接受了我的建议,这样,我便进入了他私人关系的圈子里,并从那以后,参与了医院里的全部活动。

  写上面这些内容的时候,我收到了不少来自法国的论文和文章,那些文章不但对接受精神分拆学表示强烈的反对,而且还不时对我和法国学派的关系妄加评断。比如,有人说我借游访法国之际,熟悉了皮埃尔·雅内25的理论,然后搜为已有。在此,我想明确地指出,我在萨尔帕屈里哀医院访问学习之时,雅内的名字还尚未引起太多的注意呢。

  与沙可在一起的日子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瘾病的几项最新研究,其中有些是我亲眼目睹的。例如,他证实了癔病病象的真实性及其规律性(“introite et hic dii sunt”)26,确认男性身上也常常会产生癔病,他还证明催眠暗示能够引起癔病性麻痹和挛缩,而且这些人为症状的特征甚至在细微末节上,也和创伤引起的自发性发病完全一样。沙可的不少演证,一开始就使我和其他来访者感到震惊与怀疑,我们曾试图求助于当则的某种理论,以证明我们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对于诸如此类的怀疑,沙可总是耐心听取,善意对待,但同时,他也有自己的决断。在一次类似的争论中,他(谈到理论时)评论说:“这不影响它的存在”,此话在我脑子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27

  当然,沙可那时讲授的知识,今天看来并不一定完全适用:其中有些已经有了疑义,有些已被时间所淘汰。可是还有相当部分保留了下来,在科学的宝库中找到了一席永久的位置。我在离开巴黎之前,曾和这位权威人物讨论过自己的计划,我打算把捻病性麻痹和器质性麻痹进行比较研究。我希望证实一个命题,即在瘾病中,麻痹和身体各部位的感觉缺失,是以一般人观念中的界限,而不是根据解剖学的原理划分的。沙可对我的看法表示同意,但是不难看出,他对深入观察神经症的心理因素28,并无特别兴趣。毕竟,他的研究工作是从病理解剖学起步的。 

  我回到也纳的时候,先在柏林逗留了几个星期,以便了解一些儿童常见疾病方面的知识。那时任维也纳一家公立儿童医院院长的卡索绍茨29曾说过,要我负责儿童神经症科的工作。在柏林,我受到了巴金斯基30的热情帮助和接待。以后的若干年里,我在卡索维茨的医院里出版了几本颇有份量的著作,专门论述幼儿大脑单双侧麻痹症31。由于这个缘故,诺特纳格尔后来(一八九七年)把他的大作《治疗学大全》中这一专题交我执笔撰写32

  一八八六年秋天,我在维也纳定居行医,并和一位在远方城市等了四年之久的姑娘结婚成家。写到这几,我想回顾一段往事,来说明一下为什么由于末婚妻的缘故,我未能在青年时期崭露头角33。一八八四年,一个业余的、但也是强烈的爱好,使我从默尔克公司34获得了一些当时还鲜为人知的古柯碱,于是我开始研究它对生理的作用。工作进行到一半时,忽然来了·一个机会,我可以出去一趟,看望分别已有两年的未婚妻。我草草结束了古柯碱的研究,只满足于在一本专著中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发现古柯碱更广泛的用途。不过我向我的朋友——眼科医生利尼斯坦因35建议,可以探讨一下古柯碱在眼病治疗中的麻醉效能。但是,等我度假回来后才发现,我的另一位朋友,现住纽约的卡尔·柯勒(Carl KoHer)在我也对他讲起古柯碱之后,用动物的眼睛作了决定性的试验,并充海德堡眼科会议上向人们作了演证。这样,柯勒就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古柯碱用于局部麻醉的发明者,现在这种麻醉在小型手术中己变得相当重要了;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因为这一研究的中断36而埋怨未婚妻。

  现在让我再回到一八八六年,即我作为神经病专家定居维也纳的那年。当时有人告诉我,要我向“医学协会”汇报我在沙可那儿的见闻和学到的东西。但是,我的报告受到了冷遇。协会主席班相格医生(Bamberger)等权成人士认为我所说的情况实在难以置信。梅涅特则要我在维也纳找几个类似的例子给协会介绍介绍。我试着照他们说的去做;不料,等我在一些科里找到这种病例后,那些高年资医生不许我进行观察研究。其中有一位年迈的医生竞惊呼道:“老兄,别胡扯了!Hysteron37(原话如此)就是子宫?男人怎么会歇斯底里?”我向他解释说,我并不要求我的诊断得到认可,我只是想让我自己来处理这个病例,但这一切都徒费唇舌,无济于事。后来,我终于在院外,找到一个典型的男性癔病性偏侧感觉缺失病例,向“医协”作了演示(一八八六年)。这一次总算得到了认可,但他们并没有表示更大的兴趣。大人物们对我的新方法依然持反对态度;而且,我还发现,由于我提出了男性患癔病,以及暗示产生癔病性麻痹的情况,我被迫成了他们的对立派。过了不久,大脑研究室便不让我再去那儿了38,接着几个学期我没有地方可去讲学,我就这样停止了学术生涯,也不参加什么学会团体。自从那时去过“医学协会”,到现在已经整整有一代人的时间了。

  以治疗神经症为生的人,总要能为病人做些有益的事情。开始的时候,我的治疗库中只有两件法宝:一件是电疗法,另一件是催眠术。因为仅仅作出诊断,然后让病人去水疗所治疗,这样的收入是远远不够的。我的电疗法知识,是从W.埃尔布(W.Erb)的教科书中获得的,这本书对治疗各种症状的神经性疾病,均有详尽的讲解。遗憾的是,我不久就发现,若按他的讲解去做,根本没有什么帮助。我原来以为,这是一本观察精确的佳作,想不到里面几乎全是凭空虚构的东西。一位德国神经生理学界头面人物的堂堂大作,竟然和廉价书店里兜售的“埃及”梦书一样,都是想入非非的产物。看到这一点,我感到很不是滋味,但它反过来也促使我丢掉还残留着的迷信权威的幻想。因此我就把那些电疗器具弃之一旁,我的这一认识甚至要早于默比乌斯QIoeb加)对这个问题的解决,默比乌斯后来才解释说电疗神经性疾病能够获得成功(如果有这样的例子的话),应归功于医生对病人的暗示作用。

  采用催眠术,情况就要好得多。还在我当学生的时候,就已经看过“磁术家”汉森(Hansen)的公开表演,我注意到有一位受试者从开始僵直起,脸色就如死一般灰白,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醒过来才结束。这次表演,使我对催眠现象的真实性深信不疑。不久,海登海因(Heldenhain)为上述情况提出了科学的依据;可是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精神病学的教授们却依然声称催眠术不但是骗人术,而且也是危险术,他们照样把催眠术家视为下等人。我在巴黎的时候曾看到那里的人们自由地使用催眠术,用它在病人身上引发症状,然后再消除这些症状。后来有消息说,南锡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39他们广泛而且成功地把暗示——有的通过催眠,有的则不用催眠——用于治疗。由此可见,在我行医的最初几年,除了一些临时性的,不成体系的精神疗法之外,我把催眠暗示作为主要治疗手段,并不是偶然的。 

  当然,这也表明,我放弃了对器质性神经症的治疗;不过这关系不大。一来是治疗这类疾病的前景总是不太妙,二来在大城市私人开业的医生中,这类病人在人数上与神经症患者相比简直少得可怜,后者由于无法解除身上的疾苦,到处求医,人数在急剧地增加。除了这两点以外,施行催眠术本身也有某些非常吸引人的东西。催眠术使我第一次尝到给他人带来希望的乐趣;同时,自己能够享有奇迹创造者的美誉,也是一种极大的荣耀。只是到了后来我才发现,催眠法还存在着不少缺陷。不过在那时,只有两处不太令人满意:第一是我无法对所有的患者施行催眠术,第二,我无法使个别病人进入预期的深度催眠状态。抱着完善催眠技术的愿望,我于一八八九年夏天前往南锡,在那儿待了几个星期。我亲眼目睹了年迈的利埃博40为下层贫苦妇女儿童治病的动人情景;观看了伯恩海姆41对院里的病人作的惊人试验;由此我得到了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也许在人们的意识后面,还可能存在着一些强有力的精神过程。考虑到南锡之行将会有所收益,我还说服了一位癔病患者与我同行。这位女士出身高贵,天资聪颖,在别人对她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她转到了我的手里。我用催眠术使她的病情有了些好转,并且总能帮她摆脱病魔的困扰。但她的病总是时好时坏,于是我就简单地认为,这是因为她的催眠状态还未达到记忆缺失的梦游阶段。后来伯思海姆也试了几次,想引发那种症状,但同样未能奏效。这时他才坦率地告诉我,他的暗示疗法只能在医院里获得成功,这一疗法对他私人收治的患者不太管用。我和他有过多次切磋商谈,受益非浅,并同意将他的两本有关暗示及其疗效的专著译成德文42

  在一八八六年到一八九一年期间我几乎没有从事科研,也没有什么论著出版。那段时间我正忙于新业的开张,还要保证自己以及急速扩展的家庭得以生存下去。一八九一年,我研究儿童大脑麻痹的第一篇文章,由我和我的朋友和助手奥斯卡·李博士(0skar Rie)合作完成发表(一八九一年)。同年,我应邀为一套医学全书43撰写条目,为此我研究了有关失语症的理论,当时韦尔尼克(wernike)和利希海姆(Lichtheim)的观点在这个领域占统治地位,他们只是一味强调定域的问题。结果我就写了一本批评加质疑的小册子《关于失语症理论》(1891年)。

  不过在介绍后面钩工作之前,我得先谈谈,科研工作是怎样又一次成为我的主要兴趣的。


     讲演稿(英文)首先见之于《美国心理学报》(1910年),德文原稿为《精神分析学论》(1910年)。
   《多事的岁月》(纽约,1924年),我的文章英译本由布里尔(A.A.Brill)博士翻角为该书第二卷第七十三章。
   《标准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全集》英译本注(以下简称“英译注”):本章后面部分在1924、1928和1948年的版本中均由小号字体印出。
   英译注:参见《关于中小学男学生心理的问题》(1914年),《标准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全集(以下简称《标准版》)第十三卷第240页。
   英译注:关于这一点,弗洛伊德在《非专业性精神分析学问题》的补记中有过详细描述,见《标准版》第二十卷第253页。
   英译注:本句及下面一句是弗洛伊德在一九三五年补入的,但在德文版全集(1948年版)中却被疏漏了。
   英译注:布吕尔的名字是弗洛伊施在一九三五年补入的,但在德文版(1948年)中遗漏了。根据佩斯塔洛齐(Pestalozz)的说法(1956),这篇散文其实是瑞士作家G.G.托布勒(G.G.Tobler)于一七八〇年写的。半个世纪以后歌德偶尔见之,误以为是自己写的,故把它收入自己的集于中。这篇名为《大自然的断想》的散文,曾经在弗洛伊德的梦中出现过(见《标准版》第五卷第44l页)。据说弗洛伊德为维也纳一家晚报写过—‘篇关于这次讲课的评论文章,但现已无从查找。见琼斯《弗洛伊德传记》(1953年,注31)。
   中译注:“紧密团结的大多数”(compact majority,又译solid majorty),是易卜生《人民公敌》第二幕中,小商人与少数官僚分子进行斗争时剧中人讲的一句话。参见《标准版》第二十卷第274页。
   中泽注:见《浮土德》第一部第四场“书斋”。
    英泽注:恩斯特·布吕克(Ernst Wilhelm von Brücke1819—1892年),生理学教授。
  11  英译注:西格蒙德·埃克斯纳(Sigmund Exner,1846—1926年),生物学教授,布吕克的后任。
  12  英译注: 恩斯特·弗莱施尔·冯,马克索夫(Ernst Fleischl von Marxow,1840一1891年),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
  13  英译注:本句及前一句中后面两个人的名字是作者在一九三五年补加的,但在德文版(1948年)中校遗漏了。
  14  英译注:弗洛伊德的《梦的解释》(1900年)中有许多处提到达一阶段的情况,尤其可参见《标准版》第五卷第680页。
  15  英译注:维也纳的一家主要医院。
  16  英译注:梅涅特(Theodor Mynert,1833—1892年),精神病学教授。
  17  英译注:弗洛伊德一八七七年和一八七八年写过两篇这方面的文章。
  18  英译注:弗洛伊德写过三篇这方面的文章(1885年、1886年)。
  19  英译注:埃丁格尔(Ludwig Edinger,1855—1918年),德国著名神经解剖学教授。
  20  英译注: 诺特纳格尔(Hermann Nothnage1,1841—1905年),医学教授,其著述作于一八七九年。
  21  英译注:沙可(Jean-Martin charcot,1825—1393年),法国神经病理学教授。弗洛伊德在沙可去世时期写过长篇悼念文章。
  22  英译注:这笔金额为600弗罗林,那的约合50英镑或250美元。弗洛伊德游访巴黎和柏林的正式报告现已找到(1886年)。
  23  中译注:萨尔帕屈里哀医院在巴黎市区的东南部,1862年,沙可在该医院建立了精神病诊疗所。
  24  中译注: I'aphasie motrice: 表达性失语;I'aphasie sensorielle du francais:法语感受性失语。弗洛伊德在信中借用了一些精神病学的术语,大意是在理解上没有什么问题,在表达上可能有些不够。
  25  中译注:皮埃尔,雅内(Pierro Janet,1859—1947年),法国著名心理学家、医生。雅内和弗洛伊德都曾师从沙可并且都在各自的领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对于两人思想中某些相近的观点到底如何看持,当时在奥法精神病学界有过一些争论。
  26  英译注:弗洛伊德在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四日致佛里斯的信中曾引用这句话,想把它作为“精彩的题辞”放在酝酿中的论述癔病心理一书的某章之前(这部书弗洛伊德后来没有写)。这句话更常见的引文是:“Introite,nam et hii sunt——即“进来吧,这里也有神明”。莱辛曾把它用作《智者纳旦》一剧的题辞。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四篇》第一卷第五章中认为,希腊式的说法起于赫拉克利特。(中译:可参见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27  英译注:弗洛伊德在他翻译的沙可的一部著作中写的一条脚注,说明这一评论是针对他而说的。
  28  英泽注:大约七年以后,弗洛伊德在法国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论述这一观点(1893年)。
  29  英译注:卡索维茨(Max Kassowitsl842—1913年),维也纳儿科专家。
  30  英译注:巴金斯基(Ado1f Baginsky,1843—1918年),—家儿科杂志的编辑,弗洛伊德曾为该杂志提供过神经病学方而的文摘。
  31    英译注:分别写于一八九一年和一八九三年。
  32  英译注:写于一八九七年。
  33  英译注:这段情况在欧内期特·琼斯〔Ernes  Jones)的《弗洛伊德传记》(1953年)第六章中有详细的叙述。
  34  英译注;西德达姆斯塔特市的一家化学公司。
  35  英译注:科尼斯坦因(Leopold Königstein,1850—1924年),眼科教授,弗洛伊德的终身密友。
  36  英译注:在1924年版中是“我那时的疏忽”,1936年版改为“中断”,但在1948年德文版中仍末改动。
  37  中译注: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歇斯底里(癔症)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妇女的性疾病。希腊语中Hystera,意为子宫,Hysteron是其复数形式。
  38  英译注:弗洛伊德在《梦的解释》中,在谈及一个梦的联想时,讨论过他和梅涅特之间的关系,《标准版》第五卷第437—438页。
  39  中译注:法国精神病学中的一派。早先法国乡村医生利埃博(下文即将提及)在东北部的南锡建立一诊疗所,用催眠术治疗神经症,后开业医生伯恩海姆等人亦采用此种方法进行治疗。他们研究催眠注重心理方面,极力反对沙可为首的巴黎学派强调催眠中的生理变化。
  40  中译注:利埃博(A.A.Liëbault,l823—1904年),法国医生,法国精神病学南锡学派的创始人。
  41  中译注:伯思海姆(H,Bernheim,1873—1919年),法国医生,因受利埃博的影响而信仰催眠术,后为南锡学派的领导人。
  42  英译注:这里有误。弗洛伊德的第一本译作是出版于他去南围之前,即一八八年——一八八九年,第二本于一八九二年问世。
  43  英译注:即维拉雷特的《简明辞典》,弗洛伊德曾为该书写过几篇文章(1888年和1891年),由于没有署名,现在还难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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